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由於颶風摧毀電線，近100萬人缺乏電力和飲用水。在加州，大火威脅著塔霍湖，迫使數萬人逃離。在田納西州，山洪造成至少20人死亡；西北地區數以百計的人死於熱浪。在紐約市，週三短短几個小時內就下了七英寸的雨，導致地下室中的人溺亡。
今年夏天席捲美國的災難暴露了一個嚴酷的現實：面對由於地球變暖而變得頻繁的極端天氣，美國還沒有準備好。
「這些事件告訴我們，我們還沒有做好準備，」歐巴馬政府時期在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負責氣候風險規劃的愛麗絲·希爾(Alice Hill)說。「我們是按照已經不復存在的氣候建設我們的城市和社區。」
在週四的講話中，拜登總統承認了未來的挑戰。
「對全國來說，過去幾天來的颶風「艾達」(Hurricane Ida)、西部的野火，以及紐約和紐澤西前所未有的洪水都再次提醒我們，這些極端風暴和氣候危機近在咫尺，」拜登說。他指出，國會正在審議的1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法案中包括一些用於幫助社區抵禦災害的資金。「我們需要更好的準備。我們需要採取行動。」
氣候和抗災專家表示，美國面臨著兩個獨立但相互交織的問題。
首先，政府沒有花費足夠時間和金錢來應對長期以來早已預測到的氣候衝擊：從維護和加固電線和雨水系統，到清除森林中的灌木叢以減少野火的兇猛程度。
憂思科學家聯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的資深氣候科學家克里斯汀娜·達爾(Kristina Dahl)說，「我們感受到了這種延期維護的所有影響。」
但還有另一個更為發人深省的教訓：美國和世界能夠適應的程度是有限的。如果各國不採取更多措施來減少導致氣候變化的溫室氣體排放，它們可能很快就會達到抗災能力的邊緣。
「如果我們已經無法應對目前的狀況，那麼在氣候變暖的情況下，改善的希望就微乎其微了，」達爾說。
淹沒美國最大城市的傾盆大雨進一步凸顯了這個國家面對極端天氣有多麼脆弱。自2012年颶風「桑迪」(Hurricane Sandy)以來，紐約市已經在風暴防護方面投資了數十億美元，但這些投資似乎無助於減弱洪水的影響。
大雨傾盆而下，把地鐵系統變成了水槽。根據國家氣象局的數據，中央公園當天的降雨量為7.19英寸（約18.26厘米），幾乎是1927年同期記錄的兩倍。該局發布了紐約市有史以來首次洪水緊急警報。
破壞的模式反映了氣候暴露和種族不平等之間的關係：低收入的有色人種社區所受影響更為明顯，因為由來已久的不平等，這些社區更容易遭受洪水衝擊，得到城市服務的維護更少，常有住房法規執行不嚴的問題。
在紐約市，大部分遇難者是在洪水衝進地下公寓時被淹死的。許多這樣的公寓不符合安全要求，卻成為窮人和非法移民可負擔的住房，從而數量激增，這些人可能不敢向當局投訴住處違反安全規定。
在一個事例中，43歲的塔拉·拉姆斯凱瑞特(Tara Ramskriet)和她22歲的兒子尼克(Nick)在皇后區霍利斯區的地下室公寓裡溺亡，當時水很快就涌了進來，家人無法把他們拉出來，一堵牆倒塌了，他們被困在裡面。
鄰居們非常憤怒，他們說，只有在發生了死亡事件後，城市調查員才趕到現場。
「這種事經常發生，」33歲的珍妮佛·穆克拉爾(Jennifer Mooklal)說。她住在拉姆斯凱瑞特一家的街對面。「就算只是下雨，我們的地下室也會被水淹沒。我們多年來一直在處理這個問題，一直在向市政府提要求，但沒有人聽我們的。」
隨著地球變暖，極端天氣造成的破壞和對人類生命的威脅只會增加。科學家發現，全球氣溫每升高1.8華氏度（1攝氏度），大氣中的濕度就會增加約7%。這意味著當暴風雨發生時，降雨量會更大。
根據聯邦政府的《國家氣候評估報告》(National Climate Assessment)，在美國大陸，最強的暴雨變得更加頻繁和嚴重。與20世紀上半葉相比，在最猛烈的風暴中，東北地區在最嚴重的暴風雨期間的降雨量增加了50%。
紐約市尤其容易受到洪水的影響。這座城市的四分之三被瀝青等不透水表面覆蓋，這意味著徑流會流入街道和下水道，而不是被地面吸收。
而且，該市有百年歷史的地鐵系統也不是為氣候變暖而設計的。即使在乾燥的日子裡，一個水泵網路也會從隧道和車站排出1400萬加侖（約合5300萬升）的水。暴雨可能淹沒整個系統，就像週三那樣。
自從2012年颶風「桑迪」淹沒紐約市地鐵以來，大都會運輸署(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已經在抗災項目上投資了26億美元以抵禦洪水，包括加固3500個地鐵通風口、樓梯和電梯井。不過，本週的洪水暴發表明，該系統仍然很脆弱。
致力於氣候抗災能力的非營利組織重建設計(Rebuild by Design)總幹事艾米·切斯特(Amy Chester)說，一個原因是，城市和聯邦官員把重點放在了防範颶風「桑迪」造成的那種沿海風暴潮上。
但在颶風「艾達」來襲時，主要的威脅是沿山勢而下的雨水，而不是來自海岸的風暴潮。從曼哈頓華盛頓高地的丘陵地帶到皇后區牙買加的內陸平地，大量雨水淹沒了暴雨排水溝，溢出河岸，流入地下室。
切斯特說，防範風暴潮的投資與防範極端降雨是不一樣的。
應對強降雨意味著要有更多地方可以吸收和蓄水，無論是公園等所謂綠色解決方案，還是地下蓄水池等傳統建築。這也意味著增加下水道系統的容量來處理更多的水。
由於紐約大多數時候不會發生週三那種強降雨，官員們沒有把它作為優先事項。
其他國家也注意到了氣候科學家的警告並採取了行動。
在大部分地區都低于海平面的荷蘭，政府加強了洪水設計標準，並在2007年創建了一個名為「河流空間」(Room for the River)的項目，該項目的本質是授權對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等城市周圍數十個脆弱的分水嶺進行大規模重新設計和重建，目的是為萬年一遇的洪水做好準備，荷蘭科學家警告說，這種洪水可能會變得更加頻繁。
在該國，政府水務管理委員會掌握著土地的最終使用權。如果他們確定哪個地區需要防洪，該地區的居民必須遷移。
專門的稅收被用於水務管理。荷蘭沒有針對洪水地區居民的全國性洪水保險計劃，因為荷蘭人認為政府的工作是保護人們免受洪水侵襲，而不是幫助易受破壞地區的房主重建家園。
除此之外，「河流空間」還建造了幾十個新公園，對服務不足的社區做了改善，將生活在洪水泛濫地區的人們安置到遠離危險的新家園，並在此過程中為國家經濟提供了支撐。
美國的情況則不同，令美國城市適應嚴重風暴和海平面上升並減輕其影響的努力一直在緩慢進行。原因有很多：政府不願強制處理私有財產；種族和經濟不公平的遺留問題；以及治理和監管體系的運行速度往往遠遠慢于越來越快的氣候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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